到2001年，李树文开始“负债救助”。一位队员记得，有一次李树文咳嗽得止不住，他边掏钱边对妻子说：“买药别买贵的。汽车没钱加油了。”2003年，联合会负债65万元，只剩下3辆破旧的救援车。为还债，李树文带着老伴在河北整整打了一年工。以上摘自《讽刺与幽默》。12月23日本报《爱心座椅今何在》见报后，不少读者打来电话，直抒己见。辽宁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郭东海在电话中说，爱心座椅的尴尬境地折射的不仅是市民的道德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就是爱心的付出是有成本的，如果不计成本一味地付出，爱心最后也许就会精疲力竭了。

        爱心座椅是群众的自发行动，没有政府背景。其实，留心观察，这些年，在沈阳，像爱心座椅这样的群众自发的便民行动还有很多，诸如爱心垫、便民伞等，这些行动都是群众在尽一己之力奉献社会。然而，他们的境遇并不都是褒奖和掌声，他们中不少人遭遇到坎坷和波折，经济的窘迫、名分的缺失、旁人的误解……这些不和谐的因素有可能把他们的热情消解。在辽宁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的公益档案中，仅曾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的群众性公益组织就有16个，其中有沈阳红斗篷失物招领服务中心、大连王勇海上义务救护队、大连郭大姐爱心之家、鞍山出租车爱心联队、抚顺雷锋家园、辽宁海鸥之家、葫芦岛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等，但目前已有8个不存在了，余下的大多也勉强维持。
             “种种情况，逼得我们不得不思考，爱心之举怎样才能维系下去 ？ ”郭东海不无忧虑地说，他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民间自发的爱心行为、特别是群众性公益组织在从事爱心活动中，一遇到钱的事，往往变得很窘迫，甚至最后使这个公益组织自身难保。以葫芦岛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为例，创办人李树文是一个普通农民，他靠打工攒下一定积蓄后，1998年决定对交通肇事中伤员无偿救助，到2005年，他花尽了积蓄，负债30多万元，过年竟需民政部门救济。 2006年，被人们称作“救命天使”的李树文去世，他所创办的这个群众性公益组织也随之消亡。“无助的救助，最终让爱心折翼。 ”郭东海对李树文的行为作了这样的点评。
             “王勇海上义务救护队”是一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性义务救护组织。 1997年7月，37岁的王勇开始在大连傅家庄海水浴场专门从事海上义务救护活动。 3年后他又将在一起冬泳的朋友组织起来，成立了“王勇海上义务救护队”，主力队员有33人。他们共救护遇难者百余人，被称为“救人专业户”。
         然而，在傅家庄海边，没有人知道，大名鼎鼎的救护队队长王勇，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收入，他和儿子的生活全靠其父母每月1200元的退休金。老父亲见队员天天被烈日暴晒，就拿出积蓄，买了6把遮阳伞，但坐在伞下的王勇和救护队员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靠别人的帮助，救护队虽然有了船、服装和一些简易的救护用品，但仍然面临没有经费的尴尬局面，后来，连救护设备的维护费用都解决不了。救护队员中下岗失业者最多，由于他们时间自由，能长时间坚守岗位，因而也就自然成为救护队的主力。王勇经常为他们的午饭伤脑筋，队员们深知救护队的困难，都自己解决，从不提要求。就连队员们进出傅家庄公园的门票，都是自掏腰包花20元购买的年票。受经费等诸多问题困扰，他们勉强支撑到2006年，还是解散了。
            抚顺雷锋家园坐落在抚顺市东洲区一片废弃的矿区里，记者曾两度去采访。第一次是在2001年春，那会儿下岗工人杜连伟发起成立的学雷锋爱心小组已走过9个年头，他个人从学雷锋的“独行侠”成了群体学雷锋的“领头雁”，但困难重重。杜连伟说，小组成立之初，帮扶的主要对象是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中的特困户，工作也以打扫卫生、护理病号、送粮油等为主。随着下岗职工增多，一些生活困难的低保户也来寻求帮助，并且主要是物质求助。可小组成员大多数都是下岗职工，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又无处筹集资金，最后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囊空如洗，爱心一步步走向了衰竭。第二次采访是在2003年春，那时杜连伟已带领爱心小组成员打造抚顺雷锋家园，院落里幼儿园、托老院、学生特长班各据一方，招牌十分醒目。杜连伟信心十足地告诉记者，他们要走出一条集体创业、集体学雷锋的新路。但此后，“雷锋产业”并没有像杜连伟预言的那样发展壮大，2008年陷入绝境。
            就此，郭东海建议，政府和社会都应对爱心行为予以关注和支持，譬如企业有扶持基金、农业有推广基金、科技有项目基金，公益行为能否设保障基金呢？他说，一个社会要让爱心志愿精神持久下去，就必须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鼓励。爱心座椅也一样，能否鼓励广告公司、商户在付出爱心的同时，通过在上面做广告获得相应的回报。
          此外，郭东海还谈到，一个城市文明进步靠的是大家共同努力，爱心座椅本是文明和友爱的体现，它方便和温暖了太多需要帮助的人，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所以它的丢失严格地说是道德的丢失、是文明的退步。如果我们每个路经此地的人都能奉献出自己的志愿精神，多些维护看管，自觉清洗，小小座椅可能发挥作用更大。明年，他们将发布“辽宁省企业社会责任白皮书”，现正处在调研数据整理阶段，它要向社会公布的就是一个“责任”。郭东海感慨地说，社会需要太多的 “责任”。企业的“责任”，公民的“责任”，政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正是有了这些“责任”，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人们的爱心才能传递下去。
           连日来，《爱心座椅今何在》报道中记者所采访的相关人士纷纷作出回应，表示会把这件好事继续做下去，不过他们对市民也都有小小的期许。“我们每天早上把椅子搬出去，晚上9点再搬回来擦一擦、保养一下。只是希望大家能珍惜、爱护这些椅子。 ”火锅店店长小齐说。
           更多的读者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尽自己所能维护看管好爱心座椅。还有车站附近的商家表示，将向那些摆放爱心座椅的榜样学习，尽快拿出实际行动。
           其实，爱心座椅的尴尬境地并不鲜见。公共卫生间的手纸，本来是为了大家能在“紧要关头”应急的，却被人当作不拿白不拿的“小便宜”卷走了。轰动沈城的爱心垫活动，本是大家自发为公交车捐助的椅垫，为的是让人坐车时不着凉，竟然有人就势“顺手牵羊”。更别说雨季公交车司机自费提供便民伞遭遇失踪的尴尬了。这“顺走”、“拿走”和“占便宜”的行为，就是偷窃的委婉说法，是缺乏社会公德的表现。
           我们总是感慨当今社会人情味淡了，功利心重了。其实，从爱心座椅等一系列民间自发便民活动可以看出，我们的商户、工作人员和老百姓都有一颗乐于助人的爱心。但同时，爱心的付出也应得到回应。作为便民活动受益者，市民在享受舒适和温暖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不让爱心“冷却”。当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一片热忱地投身在公益行动中，不过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讲公德、不破坏爱心行动，这并不过分。献爱心可能是一部分人的事，守公德却是所有人的义务。爱心座椅的命运再一次表明：给爱心“保温”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