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名：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
　　在我的理解，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和中国的社会转型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新时代的入口处，所以这时候我们召开慈善趋势分析会，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叫NGO是社会组织，一类是公益类，一类是互益类比慈善事业宽泛一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到今天，社会组织发挥着很重要的意义。
　　我主要谈这样四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正在经历着我们的公益慈善，或者更广义的说，我们社会领域正在经历着重大的改变。第二这种改变的力量从哪里来?第三稍微分析一下，在改变过程中呈现出哪些主要趋势性的共性的一些特征。最后谈一谈，我们怎么应对这个改变。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或者说社会改革，或者我们叫社会治理正在经历深刻的改变。改变发生在各个层面，这种改变也带来了公益慈善事业很多层面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的外部环境发生很大的改变，法律法规在全面修订。慈善法的修订，三大条例的修订，还有很多相关的制度建设，其实现行的规则和制度其实基本上都在改变。对慈善事业发展来说，最大的改变莫过于规则变了，已有的规则失零了，新的规则正在形成，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改变。
　　我们的体制环境在改变，新的登记管理体制在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法律法规还没有出台。但是登记管理体制已经形成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慈善组织来说登记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我们呼吁了很多年，这个过程终于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我另外一个身份是政协委员，我一直呼吁管理体制的改变，我从03年开始成为政协委员一直到今天，我一直呼吁管理体制的改变。刚才我讲不同身份很重要含义，现在我把政协履职作为我工作很重要的方面。去年我有16个提案，看起来数量很多，其实我把一年的工作做一个总结，跟社会组织有相关的有10个提案。今年我的提案目录一共是18个，我看了一下跟社会组织，跟社会治理相关的提案居然是15个，包括立法政策方面的很多提案，这段时间我正在全力以赴的准备。
　　提案对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前10年的44个提案，其中大概有4-5个提案直接变成了政策，直接跟政策连接起来，包括管理体制的变革，包括大家都知道的放开二胎的政策性的改变，都跟我的提案有关，我去年16个提案中有2个重要的提案，我希望我今年18个提案中有两三个列为重要的提案，还有一个社会民众基本法的提案，民政部一直关注这个，我组织团队做了一些前期的研究，我们明确提出关于基本法的命题，这是体制环境的变化。
　　还有政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政府在公益慈善的推动方面，一系列政策，包括购买服务，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在过去一年中间，全面推开。对公益慈善事业积极推动是一种主流性的趋势。
　　我列了6个主要的方面，公益慈善经历全方位的改变，包括参与主体的变化，包括网民成为很重要的慈善的参与主体。我们的免费午餐，我们的微公益，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面，都是上亿规模，涉及到的人群都是上千万的人群，包括名人，明星，富人成为主要的捐赠主体，媒体也成为推动公益慈善很重要的主体。移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成为公益慈善很重要的场地。包括公共服务离公益慈善比较远的领域。包括市场空间的部分领域，也成为公共慈善的领域，包括公益慈善的主题改变。免费午餐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动员多少捐赠，免费午餐真正的意义，倒逼国家把免费午餐作为很重要的投入。邓飞带动了整个政府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公共责任。
　　从慈善转变盈利增长点，就是创投。慈善以前是非盈利的，但是现在企业把慈善作为投资增长点。投资开始关注慈善，慈善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投资关注的领域。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转变。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为公民责任。我觉得这样的改变很值得关注，还有模式的改变。出现了大量新的平台和模式。以前慈善更多的是关注中介模式，中介模式被平台模式替代，倒逼型的合作模式，包括免费午餐，壹基金等活动，政府被卷到这个中间，成为合作主体，包括P2P，还有社会比政府更加苛刻，有钱比没钱更难组织，这样的生态环境的改变。
　　资源格局的变成，少数人捐的多，每个人捐一笔。这是一种新的公益模式，壹基金开辟的。包括免费午餐，和微公益，形成的一种新的公共模式，实际上改变了资源格局。政府采购带来的资源格局的变成，直接经营带来资源格局的变化。
　　公益慈善领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体制，从规则，到主体，到环境，运行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这种改变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我个人的理解，我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能不能从这五个方面把握我们在公益慈善，或者在社会领域主要变化力量的来源。首先来自于体制的改变，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中国的公益慈善，或者说社会领域的变化中间，最大的推动者，实际上应该是中央，十八大，包括去年两会通过的政府转移职能的方案。特别是三中全会，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强力推动改革的这样一种势头，这是整个带来公益慈善改变很重要的自上而下的改变。
　　第二个很重要的改变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变化。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正在全面的发酵。我觉得这个变化不光改变公益慈善这样一个社会生态，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生态。移动互联带来的变化，可能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格局。在去年，我前面讲到了，免费午餐，微公益，包括我们传统的公益模式，都跟移动互联网有关系。
　　第三个很重要的改变，我把它叫做市场决定。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我觉得这个理念不仅仅在世长领域，其实在公益慈善领域同样有很重要的作用，政府在逐步退出慈善市场，这跟政府逐步退出市场有很大的关系。慈善市场在逐步的开放，拒绝垄断。慈善市场兴起各种民间力量成长起来了，它们需要公里对待，市场决定对公益慈善市场的推动有很大的意义。
　　第三方面是公民自主，公民自觉，公民觉醒，公民主体力量的形成，也是公益慈善发生很多变化的力量的源头。
　　第四方面，我把它概括成思想超越，我没有想到更好的概念。我们是不是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换，从改革开放，到30多年，是一个物质领域的时代，是一个拜金主义的时代，金钱至上的时代，我们现在是不是进入超越金钱至上的时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跟人们追求精神有关系，追求慈善是人们追求更高境界的价值实现，我觉得这个过程正在推动整个公益慈善事业从边缘走向主流的很重要的一种力量。
　　我觉得这些方面，能不能理解成推进当前慈善事业发展主要的几个力量的源头呢?
　　公益慈善领域呈现出来主要的发展趋势，我概括成三个主要的趋势，表达的也不是特别的准确。一个叫去政府化，或者叫去行政化，或者叫去体制化。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公益慈善，或者更广义的说，在社会领域里面行政的色彩，党政的色彩，体制的色彩，慢慢的退却了，民间的色彩慢慢的呈现出来了。包括我们提出来政社分开，依法自治和草根的崛起，这是不是主流的趋势，民间成为主体。
　　第二个趋势去神秘化，慈善公益事业那种光环，那种神秘色彩慢慢的退却了，成为人人可为的一件事情，甚至慈善事业中出现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情，腐败的事情，肮脏的事情在这个领域里面也会出现。慈善事业成为常人可以做的事。
　　第三个去中介化，慈善事业在一定意义上，它的围墙，它的门槛慢慢的降低了，围墙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平台，开放的平台出现了，垄断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少。慈善开始成为一个直接可以去做的事情，不需要你做登记了。最近我特别关注各种各样的平台的出现，在公益慈善领域，包括我们大家知道的基金会领域里面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公益平台网。中关村出现了一系列的联盟，有一百多家联盟，联盟取代传统的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有门槛，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有边界的，围墙比较清晰的，联盟是没有围墙的，联盟是开放的。这种联盟开始取代协会。我们也注意到这种联盟不仅出现在中关村，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平台。平台化的趋势取代各种中介，这是不是也是可能的发展趋势。不是很准确，但是我觉得我们公益慈善里面诸多的变化，在呈现共性的，趋势性的特征很值得关注。
　　最后怎么应对公益慈善的改变。首先从党和政府来说，需要更强的顶层设计，统一协调，稳步改革和政策保证，社会组织需要转变概念，积极行动，增强能力，加强合作，包括从市场，从公民，都有一些需要适应的方面。这样的一种由改变，包括在改变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很重要的推动改革的力量，和呈现出若干主流式的趋势，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我想用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概念，叫治理现代化，全面的表述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简称为治理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是我们现在给出的改革的几个目标。我的理解跟我们公益慈善领域呈现的这样一种改变和发展的趋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治理现代化要把它上升到更高的战略的高度来理解。我看媒体也有这样的一些报道，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五个目标。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在70年代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有的学者明确的提出，治理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跟社会领域的转型，乃至跟中国政治现代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治理的现代化跟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通过我们讲的体制改革，先进的技术向移动互联的引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跨越式的发展，不仅仅对中国而言，对整个世界都非常有意义，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有可能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出的一条道路。跟公益慈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我基本的理解。我觉得中国慈善发生的变化是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片段。我的结论是什么呢?中国公益慈善的改变是整个中国改变的缩影，中国的社会生态正在发生积极的改变，这将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有了第五个现代化，我觉得中国现代化就成为我们讲的实现中国梦的现代强国之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现在荣幸走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相信中国的公益慈善对推动中国治理现代化将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好谢谢大家!